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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平:刘志军和雷政富案“性贿赂”何以不入罪?

鲁国平:刘志军和雷政富案“性贿赂”何以不入罪?

 

摘要:“性贿赂”入罪并不存在“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的问题。相反,性贿赂越来越多,一旦对“性贿赂”没有专项罪名严厉打击,只能让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交媾”以及“交易”等潜规则无法无天。

  最近由于刘志军和雷政富案件中均没有涉及到“性贿赂”入刑,所以又引发了新一轮舆论的争议。大家对究竟“性贿赂”需不需要入刑众说纷纭,尽管大家一致认可性贿赂的社会危害,但其还是像数年一样舆论主要有如下考量:性只是道德问题,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其行为难以认定,特别是对性贿赂的定罪量刑难以量化,权衡利弊,只能以两害权其轻,选择“性贿赂”不入罪。比如马克昌教授就曾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果真如此吗?笔者却并不以为如此。

  显然一位公职人员由于接受别人的性服务从而利用职权便利,为提供性服务的个人或一方以权谋私,网开一面,无疑这就是犯罪。求其次无论如何公职人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行为已经触犯组织纪律,都是要受到党纪国法处罚的。而如何界定是性贿赂还是一般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主要看是否涉及到公共利益。如果公职人员仅仅是因为出于主观故意徇私舞弊,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等导致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出现重大损失,那便是渎职罪;如果该公职人员还因为接受某些人的贿赂包括性贿赂导致其行为发生,则必须要同时追加其刑事责任。

  不过,性贿赂不是一种实价的物质不当得利,是一种精神的收益,这的确是实际情况。一些法学专家便认为,其入罪难,难在于,法院对行贿受贿罪立案和定罪量刑量化依据标准是其犯罪主体双方具体行贿受贿数额。笔者觉得,其实这个不难,只要把公职人员该行为下以权谋私所致公私财产损失作为贿赂包括性贿赂的定罪量刑量化的依据和标准就ok了,性贿赂量化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就像有人给一流氓200元叫他砸别人家汽车致5万元损失,当然要按实际损失来定赔量刑。

  像目前的雷正富案中,雷政富认为**视频一事给党、政府、社会、家庭和其个人造成负面影响,他愿意承担党纪政纪处分,但坚持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估计他的逻辑是他和赵红霞等女人之间的性行为只是一种不正当男女关系,属于私德,并且好像公检法也没有刨根问底地挖出他以权谋私的具体证据,可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他已经涉嫌接受性贿赂了。“雷政富以受贿316万余元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30万元财产,追缴316万余元受贿款上交国库。”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这一宣判结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只是公检法方面没有找出那位为雷政富付出敲诈款300多万的商人得到雷政富权力照顾的确凿证据而已,在程序和细节上存在一些瑕疵。可那位为雷政富付出敲诈款300多万的商人何止从雷政富手里通过公共权力捞取300万不义之财?国家和人民财产又岂止白白损失区区300万?

  综上所述,“性贿赂”入罪并不存在“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的问题。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性贿赂越来越多,一旦对“性贿赂”没有专项罪名严厉打击的话,只能让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的“交媾”以及“交易”等等潜规则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于是当前刘志军和雷政富案“性贿赂”何以不入罪?要问的恐怕不是笔者一个人,而是亿万网民,因为“性贿赂”不入罪使接受“性贿赂”招致国家和人民发生重大财产损失的公职人员竟然可以轻易逃避罪责相当的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处罚,是可忍孰不可忍?建议有关方面不要再以各种各样理由去拖延或阻止“性贿赂”入罪的步伐了!否则就是纵容腐败,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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